(九)新加坡历险记
写故事,映历史。1991年8月底开始,我骤然两次面临签证危机,持续3个月之久,被警察“驱逐出境”的险象环生。现在回顾,心仍感寒。本该是愉悦的新加坡首访,却在危机中展开。
签证危机突现
引发首次危机的错误在我。在荷兰办各种手续之顺利,使我以为到了邻国比利时也会如此。应邀去蒙斯时,我的荷兰签证已接近到期,我还心安理得地去安顿新工作和住处。8月28日,拿到校方给出的邀请证明,去蒙斯市外国人办公室(Service des Etrangers)办签证手续。办公室人员态度冷漠,不会英语,用法语在纸条上写了点什么,让我交给单位主管。回实验室,我把纸条交给主任赖奇(Leich)教授。我问:“有什么问题吗?”他大声说:“非常大的问题!你的签证已过期。令你在9月7日以前离境!”
不久,他告诉我:“校长已与司法部、荷驻比大使馆、中国大使馆联系了,没办法,你必须回中国重新申请签证。”我问:“我是从荷兰过来的,能否回荷兰申请比利时签证?”他说,可以试试,并警告说:“你的签证已过期。如果在去荷兰的火车上遇到警察,就可能抓你!”
下午,给豪克斯联系后,我直奔荷兰TU大学。在国际列车上,真遇上了警察!这位中年警察,好像除了passport(护照)以外别的英语不会。幸亏有赖奇的警告在先,我没拿出护照,不急不慢地告诉他:我在蒙斯工作,到荷兰看朋友,没有带护照。他听不明白,生气了,高声说“passport!”。我打开只装有书本的提包,让他看蒙斯理工学院的文件。他不会讲英语似乎是好事:无法作更多的盘问。他瞥了一眼我的包,气呼呼地走了。
次日上午,豪克斯去上课前,叫秘书和校人事处一位职员全力寻求解决办法。他们跑了所有相关部门,下午回来对我说:“各种办法都行不通。唯一可行的是豪克斯正式聘用(不是访问学者)您一个月,从而获得荷兰签证和时间,以便申办比利时签证。”豪克斯回来听完汇报,立即打印聘书并签字。他按“半日工作”聘我,月工资1500荷兰盾(TU老师最低工资大约3000荷兰盾)。第三天,在TU人事处取有关文件,去恩斯赫德警察局办理签证、工作许可证、纳税表(领工资必须交税)等,顺利而愉快。
我在TU大学呆了一周,住在中国留学生家中,继续完成11月新加坡会议和1992年4月IEE会议的有关文件。这是温馨的一周,康复心灵创伤的一周。然后,我恋恋不舍地离开那些热心的朋友们,去海牙中国领事处办理护照延期。
没想到,在自己国家的使馆里,遇到了傲气十足的官腔。怎么啦?他们的态度为什么变得如此可恼?以后我才明白,那时,国内“折腾”又起,一股势力以“反对和平演变”和“反对西化”为旗,顽固反对改革开放。它波及国家一切领域。派出访问学者延期问题,连带扫过。
1991年初,豪克斯邀请我延长半年,还提出了与海大电子专业合作的建议。我当即向海大和使馆教育处作了汇报。教育处负责人说:“国际合作好,教委提倡;荷方邀请并出资,你延期工作也没问题。”海大校长对合作也表现积极。然而,“反西化”浪潮兴起,事态突变。海大校长找我老伴谈话,厉声宣布:“冯天瑾必须立即回来,否则,要开除党籍、扣工资。”真说真干:一位去了英国的老师,收到指令后立即回校,还是被扣了工资。不仅校长紧跟风潮,也有教师跟着凑热闹,反对已经谈好的合作项目。
我老伴原本胆小,这次却反常,没理会那一时强大的压力。她来信说:“你眼前不能回来。现在回来要倒霉!”真幸运,我们等来了92年1-2月份“改革开放的设计师”邓小平南巡讲话,我们“解放了”。老伴后来多次说:“你真得感谢邓小平!”是的,我92年5月底回国成了“香饽饽”;校长接见外宾时还让我作陪,并向外宾夸奖了我在欧洲所取得的学术成果。93年,我担任了新成立的电子工程系主任。
那是后话,91年的9至11月对我来说是阴沉沉的。豪克斯帮我再获荷兰签证之后,办比利时工作签证的问题一个接一个。比方要荷方TU出公函,证明我在那里搞科研一年,现在到比利时继续。9月17日,我及时收到了TU的公函和豪克斯助手热情的信。蒙斯的博士生王丽萍感叹道:“他们真好!换了蒙斯这个学院,谁给你办?”我拿着公函,找了校长和一位退休议员帮忙。种种努力之后,还必须回到海牙,向比驻荷大使馆申办签证。
新问题又来了:办签证要近4年“良好行为”(good conduct,即“无犯罪纪录”)证明!当时气氛下,不可能从国内拿证明。大使馆教育处表态说:“我们也不能给你办。办了,不就等于同意你延期了?”“要是没有这事,平常你是不会来找我们的。对吧?”往回走的路上我想,他们要求平常没事也去拜见?请吃饭,还是送礼?我从来没想过要做这类事!
一气之下,我直奔海牙比驻荷使馆,诉说:1990年我到荷兰时已提供了这类证明。现在从荷来比,不应再要中国国内的行为证明。一位50开外、名叫Seminck的签证官,谦和、友好,怀着对国外客人和访问学者的尊重。他说,只要有在荷1年的证明就够了;还耐心帮我填写表格,复印材料,安排我到一位老医生那里查体。——哦,心中石头落地了!不过,又得麻烦豪克斯了。
有缘分,次日,我在海牙回比的火车站上,听见有人喊我。啊,是Seminck先生!他家在布鲁塞尔附近,与我同路。他说:“您的手续没问题了。但是,您要去新加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,此前签证肯定还批不下来。……这个会议对您很重要吗?”我说,这是我首次参加国际会议,而且是该领域最高层次的学术会议,期盼已久。他说:“那好吧,我可以在您的护照上注明您的签证手续已完备,盖上大使馆的章,保您去新加坡。然后,您在那边等比利时签证。那时,签证应该下来了。”……我们一见如故,谈得很融洽,他还邀请我抽空到他家玩。然而,接下来长时间的折磨,已无心、无休闲去他家。至今想起来仍感遗憾。
11月15日,离会期只有两天,我拿着Seminck办的证明赶往布鲁塞尔的新加坡大使馆。那已是周五下午,接下来是周末(不办公)。幸哉,就在使馆关门前一刻,我得到了新加坡签证。在回蒙斯的车上,我闭目养神。……
“小龙”新加坡
尽管历经了两个多月的折腾,当我坐上去新加坡的飞机时,心中仍然喜悦。飞机转道伦敦,在那里呆了3个小时后,自西向东南,与太阳相对而行,快速穿越黑夜。次日晨,已到了马来西亚半岛上空,睡意浓浓,天却大亮,新加坡时间9点(与北京时间相同)。
万里晴空,深蓝的天,黑蓝的海,深绿色的岛屿飘过。飞机不断下降,渐渐见到片片丛林。绿岛与蓝海的交界处,时而有弯曲的橙黄色带,那是沙滩。我第一次欣赏到大自然这种浓色构图。……哦,那边高嵩的楼房已遥遥可见,一定是我心中神秘的新加坡!
下飞机,赶紧脱毛衣。上机时气温3oC(布鲁塞尔),现在是24oC。与温差一样大的是周围的人:熟悉的华人身影、语言和文字格外亲切,好像回国了!走出华丽而舒适的机场大厦,坐上“的士”,穿越干净漂亮的马路,迎着两旁一排排鲜艳花卉和绿树浓荫,直奔会场。今天,IJCNN’91会议开幕。11月,是这个靠近赤道的岛国最凉快的时期,国际会议大都选在这个时段。
记得,我在车里看路两旁多姿多彩的树木花草,不由自主地称赞道:“搞得真漂亮”,那位老司机立即高兴地应声:“谢谢!”接着,便以自豪的主人姿态介绍自己的国家。……20天身临其中,我对新加坡的神秘感消失了,对它的敬重却加深了。
新加坡,是在14世纪才引起人们注意的小岛。1819年,英国莱佛士爵士(Sir Stamford Raffles)决心把这个厚密丛林和沼泽环绕的小渔村建设成商贸中心。1826年,它成为英国殖民地;1965年,成为独立共和国。人们始终不忘莱佛士的功绩。在新加坡河岸,立着莱佛士的塑像;名为莱佛士酒店(Raffles Hotel),那时是全亚洲最有名气的酒店。
20世纪60年代后,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腾飞的“亚洲四小龙”(韩国、中国台湾、香港和新加坡),是80-90年代的热门话题。“四小龙”都属东方文化地域,以儒教、佛教和汉字为特色,或者说,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内核,渗透、扩展其他东方国家文化而形成。它们的快速发展,更易触发我们的深思。
新加坡是个很特殊的国家,面积仅640平方公里,由60多个小岛围着一个主岛组成,没有农业、牧业、林业,甚至没有蔬菜基地,却拥有世界最繁忙的港口,一座与全球50多个国家联系、每年约2500万游客进出的樟宜国际机场。它是个国家,又是个280万人(1990年)的城市。它还有个地区叫“新加坡城”,是国家的经济、文化、政治中心,周边人烟稀少,有动物园和蓄水库为伴。
政府非常重视知识分子,大力培养科技尖端人才,推行精英治国。在我们搞“文革”的年代,他们在扶持电脑、电子、精密仪器、石油机械等产业,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到知识密集、资产密集和高科技产业的战略转移。
一次,我在会议酒店附近观光,遇到一位背着4架不同照相机的摄影师。他见我胸前挂着“Author”(会议论文“作者”)牌子,他理解为“作家”,便和我大谈新加坡文化与政治。他激动地说:“新加坡这么好,有人还不满意,说新加坡不民主。什么样才算民主?把经济搞好,老百姓生活好,这最重要了!”一听到我也赞扬新加坡,他更是口若悬河,……
半年前报纸披露,一位部长因个人急需,挪用了一笔公款,与一位副部长商量,说周内即可还上。四天后钱还了,部长被撤;副部长公开检讨自己“劝阻无力,有愧公职”,引咎辞职。这是老百姓为政府清廉而自豪的一个典型例子。
一天,我搭车去找人。到达后,得知此人已出差,今天回不来。怎么办?那地方较偏僻,天色已晚,叫不到出租车了。正在为难,一位刚回家门的中年妇女走过来:“上车,我送你回旅馆。”她不收车费,很健谈。临别时,我把我青岛家地址写给她,欢迎她来青岛玩。这只是句希望能实现的客气话。
为鉴赏新加坡的美味食物,我选择了一个小吃店,桌子设在优美的新加坡河河口边;点了两个四川风味菜和一壶龙井茶,边吃边赏景。不一会,走过来三位刚下班的女士,手上端着碗和盘,边走边打招呼,那拖长腔的“古-德-莫-林(Good morning)呐!”,十足广东腔(或闽南、潮州调?);接着又叽里咕噜一阵,不知道是什么语言。我笑了。她们提出与我共桌,而且知道我笑什么,便风趣地说:“这是我们这里独有的英语!”
新加坡国家虽小,民族却多,和谐共处。政府要求每个人至少要学习英文、中文、马来话和坦米尔话4种中2种。实际上,英语处第一位,华语第二。由于75%人口是华人,电视与广播中有大量华语节目。
我晚上看了一些电视节目。不敢恭维,那文艺节目(舞蹈、歌唱、相声、小品等)的艺术水准相当低(1991),也许不及青岛市。依我感觉,世界排名高于北大与清华的新加坡国家大学,校舍与设备很好,而学生的整体水平并不算高。大概是因为生源有限。当地有些马来人满足于基本生活需求,上完初中就不读书了。这是新加坡的社会问题之一。政府曾细加盘算,看这小块国土还能容纳多少人。然后,目标指向中国大陆“精英”和生源;给出了高过美国的大学教授工资,吸引了不少大陆学者来工作或定居。近些年,如世界影视巨星李连杰、巩俐入籍,落地有声;李佳薇、王越古与孙蓓蓓组成的新加坡乒乓球女队,战绩显赫,已成为中国乒乓球队的劲敌。如此等等,足见其策略之成功。
新加坡金货比较便宜,我打算给家人买一点金首饰。“新加坡人”骄傲地告诉我:“我们这里,无论大小金银首饰店,您放心买,不会有假,价格也都一致。”新加坡还是免税港,许多货品价格甚至比在原产地还便宜。所以,新加坡对有心购物者是极好之地。
IJCNN会议,由美国电器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和国际神经网络协会INNS联合主办,是该领域最高层次的大型学术会议,与会者常达千人以上。这次会议由新加坡国家大学承办,在著名的威信史丹福(Westin Stamford)和威信广场(Westin Plaza)酒店召开。圆形的威信史丹福酒店75层,高226.13米,是当时世界最高饭店;又处新加坡中心,十分醒目。
会议招待宴会上,先有中国传统扇舞表演,接下来是马来舞。最后,大家一起跳,联欢。这在其它学术会议上罕见,体现了政府倡导的宽容、和谐、多元的民族政策,以及在融合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缔造新文化的努力。
我的房间在威信史丹福酒店48层,让我有机会拍到俯视新加坡的珍贵照片。至今,每当我凝视这几张照片,大脑中便浮现出当时我倚在窗前,拿着傻瓜机拍摄的情景。不过,这金碧辉煌的房间,优惠价也300美元一天,太贵。而且,我整天忙碌在外,房间的豪华,有何意义?两天后,便搬到附近小酒店住。
十年后,我和老伴参加了“新马泰”旅游。没想到,游客们对新加坡的印象最差。为什么?也许是新加坡那精细景色,在蜻蜓点水的旅游方式面前缺乏震撼力。更重要的是,“小龙”经济腾飞,显赫一时;花园式的城市建设,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,不仅在东南亚罕见,与布鲁塞尔相比也不逊色。然而,2001年所见之马来西亚、泰国等,在许多方面已盖过新加坡。1991年,我在圣淘沙岛玩时,那“海底世界”和“音乐喷泉”(尤其是夜间在激光照射下,喷泉随着音乐舞动)或能称世界罕见,美妙绝伦;而今这些,在中国也不可称奇。
然而,如果今天你能细细品味,新加坡至今仍然是世界少有的特色城国。比如,它的动物园里有个巨猿岛,游客可与巨猿们共进早餐或一起喝茶(要事先预约)。动物园里有夜间探险活动,让人们观察野生动物的夜间习性。裕廊鸟园有趣节目不断:喂海豚、明星鸟表演、与小鸟共进早餐等等。
为鉴赏新加坡的美味食物,我选择了一个小吃店,桌子设在优美的新加坡河河口边;点了两个四川风味菜和一壶龙井茶,边吃边赏景。不一会,走过来三位刚下班的女士,手上端着碗和盘,边走边打招呼,那拖长腔的“古-德-莫-林(Good morning)呐!”,十足广东腔(或闽南、潮州调?);接着又叽里咕噜一阵,不知道是什么语言。我笑了。她们提出与我共桌,而且知道我笑什么,便风趣地说:“这是我们这里独有的英语!”
新加坡国家虽小,民族却多,和谐共处。政府要求每个人至少要学习英文、中文、马来话和坦米尔话4种中2种。实际上,英语处第一位,华语第二。由于75%人口是华人,电视与广播中有大量华语节目。
我晚上看了一些电视节目。不敢恭维,那文艺节目(舞蹈、歌唱、相声、小品等)的艺术水准相当低(1991),也许不及青岛市。依我感觉,世界排名高于北大与清华的新加坡国家大学,校舍与设备很好,而学生的整体水平并不算高。大概是因为生源有限。当地有些马来人满足于基本生活需求,上完初中就不读书了。这是新加坡的社会问题之一。政府曾细加盘算,看这小块国土还能容纳多少人。然后,目标指向中国大陆“精英”和生源;给出了高过美国的大学教授工资,吸引了不少大陆学者来工作或定居。近些年,如世界影视巨星李连杰、巩俐入籍,落地有声;李佳薇、王越古与孙蓓蓓组成的新加坡乒乓球女队,战绩显赫,已成为中国乒乓球队的劲敌。如此等等,足见其策略之成功。
新加坡金货比较便宜,我打算给家人买一点金首饰。“新加坡人”骄傲地告诉我:“我们这里,无论大小金银首饰店,您放心买,不会有假,价格也都一致。”新加坡还是免税港,许多货品价格甚至比在原产地还便宜。所以,新加坡对有心购物者是极好之地。
IJCNN会议,由美国电器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和国际神经网络协会INNS联合主办,是该领域最高层次的大型学术会议,与会者常达千人以上。这次会议由新加坡国家大学承办,在著名的威信史丹福(Westin Stamford)和威信广场(Westin Plaza)酒店召开。圆形的威信史丹福酒店75层,高226.13米,是当时世界最高饭店;又处新加坡中心,十分醒目。
会议招待宴会上,先有中国传统扇舞表演,接下来是马来舞。最后,大家一起跳,联欢。这在其它学术会议上罕见,体现了政府倡导的宽容、和谐、多元的民族政策,以及在融合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缔造新文化的努力。
我的房间在威信史丹福酒店48层,让我有机会拍到俯视新加坡的珍贵照片。至今,每当我凝视这几张照片,大脑中便浮现出当时我倚在窗前,拿着傻瓜机拍摄的情景。不过,这金碧辉煌的房间,优惠价也300美元一天,太贵。而且,我整天忙碌在外,房间的豪华,有何意义?两天后,便搬到附近小酒店住。
十年后,我和老伴参加了“新马泰”旅游。没想到,游客们对新加坡的印象最差。为什么?也许是新加坡那精细景色,在蜻蜓点水的旅游方式面前缺乏震撼力。更重要的是,“小龙”经济腾飞,显赫一时;花园式的城市建设,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,不仅在东南亚罕见,与布鲁塞尔相比也不逊色。然而,2001年所见之马来西亚、泰国等,在许多方面已盖过新加坡。1991年,我在圣淘沙岛玩时,那“海底世界”和“音乐喷泉”(尤其是夜间在激光照射下,喷泉随着音乐舞动)或能称世界罕见,美妙绝伦;而今这些,在中国也不可称奇。
然而,如果今天你能细细品味,新加坡至今仍然是世界少有的特色城国。比如,它的动物园里有个巨猿岛,游客可与巨猿们共进早餐或一起喝茶(要事先预约)。动物园里有夜间探险活动,让人们观察野生动物的夜间习性。裕廊鸟园有趣节目不断:喂海豚、明星鸟表演、与小鸟共进早餐等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