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九）新加坡历险记
写故事，映历史。1991年8月底开始，我骤然两次面临签证危机，持续3个月之久，被警察“驱逐出境”的险象环生。现在回顾，心仍感寒。本该是愉悦的新加坡首访，却在危机中展开。
签证危机突现
引发首次危机的错误在我。在荷兰办各种手续之顺利，使我以为到了邻国比利时也会如此。应邀去蒙斯时，我的荷兰签证已接近到期，我还心安理得地去安顿新工作和住处。8月28日，拿到校方给出的邀请证明，去蒙斯市外国人办公室（Service des Etrangers）办签证手续。办公室人员态度冷漠，不会英语，用法语在纸条上写了点什么，让我交给单位主管。回实验室，我把纸条交给主任赖奇（Leich）教授。我问：“有什么问题吗？”他大声说：“非常大的问题！你的签证已过期。令你在9月7日以前离境！”
不久，他告诉我：“校长已与司法部、荷驻比大使馆、中国大使馆联系了，没办法，你必须回中国重新申请签证。”我问：“我是从荷兰过来的，能否回荷兰申请比利时签证？”他说，可以试试，并警告说：“你的签证已过期。如果在去荷兰的火车上遇到警察，就可能抓你！”
下午，给豪克斯联系后，我直奔荷兰TU大学。在国际列车上，真遇上了警察！这位中年警察，好像除了passport（护照）以外别的英语不会。幸亏有赖奇的警告在先，我没拿出护照，不急不慢地告诉他：我在蒙斯工作，到荷兰看朋友，没有带护照。他听不明白，生气了，高声说“passport！”。我打开只装有书本的提包，让他看蒙斯理工学院的文件。他不会讲英语似乎是好事：无法作更多的盘问。他瞥了一眼我的包，气呼呼地走了。
次日上午，豪克斯去上课前，叫秘书和校人事处一位职员全力寻求解决办法。他们跑了所有相关部门，下午回来对我说：“各种办法都行不通。唯一可行的是豪克斯正式聘用（不是访问学者）您一个月，从而获得荷兰签证和时间，以便申办比利时签证。”豪克斯回来听完汇报，立即打印聘书并签字。他按“半日工作”聘我，月工资1500荷兰盾（TU老师最低工资大约3000荷兰盾）。第三天，在TU人事处取有关文件，去恩斯赫德警察局办理签证、工作许可证、纳税表（领工资必须交税）等，顺利而愉快。
我在TU大学呆了一周，住在中国留学生家中，继续完成11月新加坡会议和1992年4月IEE会议的有关文件。这是温馨的一周，康复心灵创伤的一周。然后，我恋恋不舍地离开那些热心的朋友们，去海牙中国领事处办理护照延期。
没想到，在自己国家的使馆里，遇到了傲气十足的官腔。怎么啦？他们的态度为什么变得如此可恼？以后我才明白，那时，国内“折腾”又起，一股势力以“反对和平演变”和“反对西化”为旗，顽固反对改革开放。它波及国家一切领域。派出访问学者延期问题，连带扫过。
1991年初，豪克斯邀请我延长半年，还提出了与海大电子专业合作的建议。我当即向海大和使馆教育处作了汇报。教育处负责人说：“国际合作好，教委提倡；荷方邀请并出资，你延期工作也没问题。”海大校长对合作也表现积极。然而，“反西化”浪潮兴起，事态突变。海大校长找我老伴谈话，厉声宣布：“冯天瑾必须立即回来，否则，要开除党籍、扣工资。”真说真干：一位去了英国的老师，收到指令后立即回校，还是被扣了工资。不仅校长紧跟风潮，也有教师跟着凑热闹，反对已经谈好的合作项目。
我老伴原本胆小，这次却反常，没理会那一时强大的压力。她来信说：“你眼前不能回来。现在回来要倒霉！”真幸运，我们等来了92年1-2月份“改革开放的设计师”邓小平南巡讲话，我们“解放了”。老伴后来多次说：“你真得感谢邓小平！”是的，我92年5月底回国成了“香饽饽”；校长接见外宾时还让我作陪，并向外宾夸奖了我在欧洲所取得的学术成果。93年，我担任了新成立的电子工程系主任。
那是后话，91年的9至11月对我来说是阴沉沉的。豪克斯帮我再获荷兰签证之后，办比利时工作签证的问题一个接一个。比方要荷方TU出公函，证明我在那里搞科研一年，现在到比利时继续。9月17日，我及时收到了TU的公函和豪克斯助手热情的信。蒙斯的博士生王丽萍感叹道：“他们真好！换了蒙斯这个学院，谁给你办？”我拿着公函，找了校长和一位退休议员帮忙。种种努力之后，还必须回到海牙，向比驻荷大使馆申办签证。
新问题又来了：办签证要近4年“良好行为”（good conduct，即“无犯罪纪录”）证明！当时气氛下，不可能从国内拿证明。大使馆教育处表态说：“我们也不能给你办。办了，不就等于同意你延期了？”“要是没有这事，平常你是不会来找我们的。对吧？”往回走的路上我想，他们要求平常没事也去拜见？请吃饭，还是送礼？我从来没想过要做这类事！
一气之下，我直奔海牙比驻荷使馆，诉说：1990年我到荷兰时已提供了这类证明。现在从荷来比，不应再要中国国内的行为证明。一位50开外、名叫Seminck的签证官，谦和、友好，怀着对国外客人和访问学者的尊重。他说，只要有在荷1年的证明就够了；还耐心帮我填写表格，复印材料，安排我到一位老医生那里查体。——哦，心中石头落地了！不过，又得麻烦豪克斯了。
有缘分，次日，我在海牙回比的火车站上，听见有人喊我。啊，是Seminck先生！他家在布鲁塞尔附近，与我同路。他说：“您的手续没问题了。但是，您要去新加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，此前签证肯定还批不下来。……这个会议对您很重要吗？”我说，这是我首次参加国际会议，而且是该领域最高层次的学术会议，期盼已久。他说：“那好吧，我可以在您的护照上注明您的签证手续已完备，盖上大使馆的章，保您去新加坡。然后，您在那边等比利时签证。那时，签证应该下来了。”……我们一见如故，谈得很融洽，他还邀请我抽空到他家玩。然而，接下来长时间的折磨，已无心、无休闲去他家。至今想起来仍感遗憾。
11月15日，离会期只有两天，我拿着Seminck办的证明赶往布鲁塞尔的新加坡大使馆。那已是周五下午，接下来是周末（不办公）。幸哉，就在使馆关门前一刻，我得到了新加坡签证。在回蒙斯的车上，我闭目养神。……
“小龙”新加坡
尽管历经了两个多月的折腾，当我坐上去新加坡的飞机时，心中仍然喜悦。飞机转道伦敦，在那里呆了3个小时后，自西向东南，与太阳相对而行，快速穿越黑夜。次日晨，已到了马来西亚半岛上空，睡意浓浓，天却大亮，新加坡时间9点（与北京时间相同）。
万里晴空，深蓝的天，黑蓝的海，深绿色的岛屿飘过。飞机不断下降，渐渐见到片片丛林。绿岛与蓝海的交界处，时而有弯曲的橙黄色带，那是沙滩。我第一次欣赏到大自然这种浓色构图。……哦，那边高嵩的楼房已遥遥可见，一定是我心中神秘的新加坡！
下飞机，赶紧脱毛衣。上机时气温3oC（布鲁塞尔），现在是24oC。与温差一样大的是周围的人：熟悉的华人身影、语言和文字格外亲切，好像回国了！走出华丽而舒适的机场大厦，坐上“的士”，穿越干净漂亮的马路，迎着两旁一排排鲜艳花卉和绿树浓荫，直奔会场。今天，IJCNN’91会议开幕。11月，是这个靠近赤道的岛国最凉快的时期，国际会议大都选在这个时段。
记得，我在车里看路两旁多姿多彩的树木花草，不由自主地称赞道：“搞得真漂亮”，那位老司机立即高兴地应声：“谢谢！”接着，便以自豪的主人姿态介绍自己的国家。……20天身临其中，我对新加坡的神秘感消失了，对它的敬重却加深了。
新加坡，是在14世纪才引起人们注意的小岛。1819年，英国莱佛士爵士（Sir Stamford Raffles）决心把这个厚密丛林和沼泽环绕的小渔村建设成商贸中心。1826年，它成为英国殖民地；1965年，成为独立共和国。人们始终不忘莱佛士的功绩。在新加坡河岸，立着莱佛士的塑像；名为莱佛士酒店（Raffles Hotel），那时是全亚洲最有名气的酒店。
20世纪60年代后，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腾飞的“亚洲四小龙”（韩国、中国台湾、香港和新加坡），是80-90年代的热门话题。“四小龙”都属东方文化地域，以儒教、佛教和汉字为特色，或者说，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内核，渗透、扩展其他东方国家文化而形成。它们的快速发展，更易触发我们的深思。
新加坡是个很特殊的国家，面积仅640平方公里，由60多个小岛围着一个主岛组成，没有农业、牧业、林业，甚至没有蔬菜基地，却拥有世界最繁忙的港口，一座与全球50多个国家联系、每年约2500万游客进出的樟宜国际机场。它是个国家，又是个280万人（1990年）的城市。它还有个地区叫“新加坡城”，是国家的经济、文化、政治中心，周边人烟稀少，有动物园和蓄水库为伴。
政府非常重视知识分子，大力培养科技尖端人才，推行精英治国。在我们搞“文革”的年代，他们在扶持电脑、电子、精密仪器、石油机械等产业，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到知识密集、资产密集和高科技产业的战略转移。
一次，我在会议酒店附近观光，遇到一位背着4架不同照相机的摄影师。他见我胸前挂着“Author”（会议论文“作者”）牌子，他理解为“作家”，便和我大谈新加坡文化与政治。他激动地说：“新加坡这么好，有人还不满意，说新加坡不民主。什么样才算民主？把经济搞好，老百姓生活好，这最重要了！”一听到我也赞扬新加坡，他更是口若悬河，……
半年前报纸披露，一位部长因个人急需，挪用了一笔公款，与一位副部长商量，说周内即可还上。四天后钱还了，部长被撤；副部长公开检讨自己“劝阻无力，有愧公职”，引咎辞职。这是老百姓为政府清廉而自豪的一个典型例子。
一天，我搭车去找人。到达后，得知此人已出差，今天回不来。怎么办？那地方较偏僻，天色已晚，叫不到出租车了。正在为难，一位刚回家门的中年妇女走过来：“上车，我送你回旅馆。”她不收车费，很健谈。临别时，我把我青岛家地址写给她，欢迎她来青岛玩。这只是句希望能实现的客气话。
为鉴赏新加坡的美味食物，我选择了一个小吃店，桌子设在优美的新加坡河河口边；点了两个四川风味菜和一壶龙井茶，边吃边赏景。不一会，走过来三位刚下班的女士，手上端着碗和盘，边走边打招呼，那拖长腔的“古-德-莫-林（Good morning）呐！”，十足广东腔（或闽南、潮州调？）；接着又叽里咕噜一阵，不知道是什么语言。我笑了。她们提出与我共桌，而且知道我笑什么，便风趣地说：“这是我们这里独有的英语！”
新加坡国家虽小，民族却多，和谐共处。政府要求每个人至少要学习英文、中文、马来话和坦米尔话4种中2种。实际上，英语处第一位，华语第二。由于75%人口是华人，电视与广播中有大量华语节目。
我晚上看了一些电视节目。不敢恭维，那文艺节目（舞蹈、歌唱、相声、小品等）的艺术水准相当低（1991），也许不及青岛市。依我感觉，世界排名高于北大与清华的新加坡国家大学，校舍与设备很好，而学生的整体水平并不算高。大概是因为生源有限。当地有些马来人满足于基本生活需求，上完初中就不读书了。这是新加坡的社会问题之一。政府曾细加盘算，看这小块国土还能容纳多少人。然后，目标指向中国大陆“精英”和生源；给出了高过美国的大学教授工资，吸引了不少大陆学者来工作或定居。近些年，如世界影视巨星李连杰、巩俐入籍，落地有声；李佳薇、王越古与孙蓓蓓组成的新加坡乒乓球女队，战绩显赫，已成为中国乒乓球队的劲敌。如此等等，足见其策略之成功。
新加坡金货比较便宜，我打算给家人买一点金首饰。“新加坡人”骄傲地告诉我：“我们这里，无论大小金银首饰店，您放心买，不会有假，价格也都一致。”新加坡还是免税港，许多货品价格甚至比在原产地还便宜。所以，新加坡对有心购物者是极好之地。
IJCNN会议，由美国电器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和国际神经网络协会INNS联合主办，是该领域最高层次的大型学术会议，与会者常达千人以上。这次会议由新加坡国家大学承办，在著名的威信史丹福（Westin Stamford）和威信广场（Westin Plaza）酒店召开。圆形的威信史丹福酒店75层，高226.13米，是当时世界最高饭店；又处新加坡中心，十分醒目。
会议招待宴会上，先有中国传统扇舞表演，接下来是马来舞。最后，大家一起跳，联欢。这在其它学术会议上罕见，体现了政府倡导的宽容、和谐、多元的民族政策，以及在融合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缔造新文化的努力。
我的房间在威信史丹福酒店48层，让我有机会拍到俯视新加坡的珍贵照片。至今，每当我凝视这几张照片，大脑中便浮现出当时我倚在窗前，拿着傻瓜机拍摄的情景。不过，这金碧辉煌的房间，优惠价也300美元一天，太贵。而且，我整天忙碌在外，房间的豪华，有何意义？两天后，便搬到附近小酒店住。
十年后，我和老伴参加了“新马泰”旅游。没想到，游客们对新加坡的印象最差。为什么？也许是新加坡那精细景色，在蜻蜓点水的旅游方式面前缺乏震撼力。更重要的是，“小龙”经济腾飞，显赫一时；花园式的城市建设，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，不仅在东南亚罕见，与布鲁塞尔相比也不逊色。然而，2001年所见之马来西亚、泰国等，在许多方面已盖过新加坡。1991年，我在圣淘沙岛玩时，那“海底世界”和“音乐喷泉”（尤其是夜间在激光照射下，喷泉随着音乐舞动）或能称世界罕见，美妙绝伦；而今这些，在中国也不可称奇。
然而，如果今天你能细细品味，新加坡至今仍然是世界少有的特色城国。比如，它的动物园里有个巨猿岛，游客可与巨猿们共进早餐或一起喝茶（要事先预约）。动物园里有夜间探险活动，让人们观察野生动物的夜间习性。裕廊鸟园有趣节目不断：喂海豚、明星鸟表演、与小鸟共进早餐等等。
为鉴赏新加坡的美味食物，我选择了一个小吃店，桌子设在优美的新加坡河河口边；点了两个四川风味菜和一壶龙井茶，边吃边赏景。不一会，走过来三位刚下班的女士，手上端着碗和盘，边走边打招呼，那拖长腔的“古-德-莫-林（Good morning）呐！”，十足广东腔（或闽南、潮州调？）；接着又叽里咕噜一阵，不知道是什么语言。我笑了。她们提出与我共桌，而且知道我笑什么，便风趣地说：“这是我们这里独有的英语！”
新加坡国家虽小，民族却多，和谐共处。政府要求每个人至少要学习英文、中文、马来话和坦米尔话4种中2种。实际上，英语处第一位，华语第二。由于75%人口是华人，电视与广播中有大量华语节目。
我晚上看了一些电视节目。不敢恭维，那文艺节目（舞蹈、歌唱、相声、小品等）的艺术水准相当低（1991），也许不及青岛市。依我感觉，世界排名高于北大与清华的新加坡国家大学，校舍与设备很好，而学生的整体水平并不算高。大概是因为生源有限。当地有些马来人满足于基本生活需求，上完初中就不读书了。这是新加坡的社会问题之一。政府曾细加盘算，看这小块国土还能容纳多少人。然后，目标指向中国大陆“精英”和生源；给出了高过美国的大学教授工资，吸引了不少大陆学者来工作或定居。近些年，如世界影视巨星李连杰、巩俐入籍，落地有声；李佳薇、王越古与孙蓓蓓组成的新加坡乒乓球女队，战绩显赫，已成为中国乒乓球队的劲敌。如此等等，足见其策略之成功。
新加坡金货比较便宜，我打算给家人买一点金首饰。“新加坡人”骄傲地告诉我：“我们这里，无论大小金银首饰店，您放心买，不会有假，价格也都一致。”新加坡还是免税港，许多货品价格甚至比在原产地还便宜。所以，新加坡对有心购物者是极好之地。
IJCNN会议，由美国电器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和国际神经网络协会INNS联合主办，是该领域最高层次的大型学术会议，与会者常达千人以上。这次会议由新加坡国家大学承办，在著名的威信史丹福（Westin Stamford）和威信广场（Westin Plaza）酒店召开。圆形的威信史丹福酒店75层，高226.13米，是当时世界最高饭店；又处新加坡中心，十分醒目。
会议招待宴会上，先有中国传统扇舞表演，接下来是马来舞。最后，大家一起跳，联欢。这在其它学术会议上罕见，体现了政府倡导的宽容、和谐、多元的民族政策，以及在融合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缔造新文化的努力。
我的房间在威信史丹福酒店48层，让我有机会拍到俯视新加坡的珍贵照片。至今，每当我凝视这几张照片，大脑中便浮现出当时我倚在窗前，拿着傻瓜机拍摄的情景。不过，这金碧辉煌的房间，优惠价也300美元一天，太贵。而且，我整天忙碌在外，房间的豪华，有何意义？两天后，便搬到附近小酒店住。
十年后，我和老伴参加了“新马泰”旅游。没想到，游客们对新加坡的印象最差。为什么？也许是新加坡那精细景色，在蜻蜓点水的旅游方式面前缺乏震撼力。更重要的是，“小龙”经济腾飞，显赫一时；花园式的城市建设，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，不仅在东南亚罕见，与布鲁塞尔相比也不逊色。然而，2001年所见之马来西亚、泰国等，在许多方面已盖过新加坡。1991年，我在圣淘沙岛玩时，那“海底世界”和“音乐喷泉”（尤其是夜间在激光照射下，喷泉随着音乐舞动）或能称世界罕见，美妙绝伦；而今这些，在中国也不可称奇。
然而，如果今天你能细细品味，新加坡至今仍然是世界少有的特色城国。比如，它的动物园里有个巨猿岛，游客可与巨猿们共进早餐或一起喝茶（要事先预约）。动物园里有夜间探险活动，让人们观察野生动物的夜间习性。裕廊鸟园有趣节目不断：喂海豚、明星鸟表演、与小鸟共进早餐等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