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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西游故事(3)——冯天瑾
双击自动滚屏 文章来源:青岛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秘书处   发布者:shiyi   发布时间:2010/5/10 9:27:09   阅读:4921
 

(五)不见大坝,枉游荷兰

我讲过,荷兰是花的世界,郁金香与风车的王国;你若春到荷兰,而不曾去郁金香花园,那是极大的遗憾。现在,我再说:“不见大坝,枉游荷兰”。这像是常言道:“不见长城非好汉”。

荷兰,只有一千多万人口,却是欧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。它的正式国名Netherlands由两部分构成:“Nether”意为“低处”,“lands是“国土”,合起来为低洼之国荷兰有1/3面积的土地只高出海面l米,近1/4低于海平面,其中不少土地低于海平面6米以下。当今阿姆斯特丹国际机场就在海平面以下约4米。所以,有史以来,荷兰人民便面临被大海吞噬的危险。

在荷兰西南部,与比利时和北海相临处,是水系错综、半岛和岛屿连连的冲积三角洲。著名的莱茵河(Rhine)在此分成一些相当宽阔 的岔流,如莱克河(Lek)、瓦尔河(Waal)。还有源于法国,流经比利时的默兹河(Meuse),来到荷兰得名马斯河(Maas),也在此汇入北海。国际大港鹿特丹和三角洲地区百万人民与它相依为命。

1953131日夜,荷兰人民的一场噩梦来临。潮水与风暴同时袭来,海水倒灌,淹没了荷兰5.7%的国土(145万公顷),1835人死亡,4.7万座房屋被摧毁

痛定思痛,荷兰人民决心把河海水利工程推进到更高的水平。1958年正式动工拦海大坝工程,历时已经30多年,已有62个活动钢板闸门将河流出口把守。海洋风暴来临时,钢门下降,将疯狂的海水拒之于大门之外;陆地雨水过多,便开闸放水。至今,庞大的河海工程仍在继续。工程难度之大,人们把它比作登月行动。此外,沿阿姆斯特丹—海牙—鹿特丹一线,按照能够防御万年一遇大灾要求的质量标准,建起了防海堤坝。

仰慕那伟大的河海工程,我们一行4人,于1991112日星期六晨8点出发,直奔三角洲。那天阴沉沉,时而毛毛雨,我们依然兴致勃勃,来到掐断了所有河口的闸门机械系统旁边细细观看,进“三角洲博览会”(Delta-Expo)了解拦海工程的历史和工作原理,以及三角洲河流、运河与海的水流水位调节枢纽工程模型的精彩演示。

另一蔚为壮观的拦海大坝建在荷兰西北部,首都阿姆斯特丹以北60公里处1927年开工,1932年完工。坝基宽220米,高101米,全长32.5公里。它使荷兰海岸线缩短了300公里,大大减轻了海水对内陆的侵袭,坝内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淡水湖:艾瑟尔湖(Ijsselmeer)。新的土地从排水、烧荒、开沟、挖运河到土地能正常使用,一般需10以上的时间。顽强的荷兰人民,向大海争来1650平方公里的土地,相当于国土面积1/5的良田。若加上前几个世纪的努力,建成堤坝的总长度己达1800公里,索回土地70万公顷。

 

2005728日,年已66岁的豪克斯愉快地开着车,我们两对老夫妻边行边观,绕着艾瑟尔湖转了一圈。当我们正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,在一条罕见的又平又直的公路行驶时,豪克斯既风趣又自豪地说:“你们不知道吧?我们现在是在海底行车!”——这地方叫Flevoland,以前是海底。到了拦海大坝中点,我们停车,在坝上留影、加餐、散步,领略它的伟大。

沿途,豪克斯不时把车停在小村镇,休息、进餐,或参观那洼地新村、奶酪的作坊、木鞋专卖店。具有保暖与抗潮湿功能的木鞋,还是很受欢迎的纪念品,也是荷兰人引以自豪的民间工艺,其知名度不小于世界顶尖级画家、荷兰骄子凡高的画。

 

我们访问了一个在景区展览石头的小村庄。钱玲笑了:石头,有什么稀罕?——是的,1991年我就已察觉到,在这个洼地之国很难见到石头。但是,要在几十公里的海面上筑起拦海大坝,石头是不可缺的。为此,荷政府曾动员了500余艘船只,不惜耗巨资从法国和葡萄牙等国进口石头。

(六)深深怀念,也有遗憾

有朋友问:对荷兰,你最怀念什么?我深深怀念荷兰的环境,自然的和人文的环境。

 

1990年踏入这片土地开始,我便被她的清香、多彩和优雅所吸引。由于大西洋西风和墨西哥暖流的关照,全年阴雨天气居多。有不少荷兰人对此颇为抱怨,说这种天气“不好玩”。但是,温和多雨的天气,对植物生长十分有利,加上长时期的培育和呵护,树林、草地长得格外茂密;与之相依的奶牛、野鹅、野鸭和鸟都过着让人也羡慕的惬意生活。我从宿舍窗往外,常见有野鸭噗噗飞起,从一处水沟到另一小河。

我真服了:绿色植被是如此严实地将大地覆盖,尽管我注意观察,竟久久没有机会瞧瞧荷兰地下的土是啥样的!直到3个月后,才在一块坡地边的大树根旁边首次发现了暴露的土壤:细沙土。

也许你有点奇怪:我还怀念一种鸟,它能不断改变自己那美妙的鸣声。我在荷兰、比利时多次遇到它,并想确定它到底有多少种鸣声。我的方法是:默默记住它的一种鸣声模式,与后面的鸣声逐一比较。难以置信的是,每次持续了20~30分钟,也没有发现重复。1992516日,在巴黎迪斯尼乐园的鸟馆里,我最后一次听到这优美的鸣唱,但那是录音。回国后,我向老伴描述了它的外形,她说那是画眉。但是,我们在青岛养鸟人那里听到的画眉鸣声至多有3~4种模式。为什么?北宋时大文学家欧阳修的一首《画眉诗》给出了答案:

百啭千声随意移,

山花红紫树高低。

始知锁向金笼听,

不及林间自在啼。

这首诗形象地描绘了画眉百啭(鸣)千声随意移的本领;而锁在笼中的画眉的歌唱能力,显然“不及林间自在啼”的画眉。

 

       1991年,我先后拜访过豪克斯、实验室秘书和许多博士生的家,没有谁的家需要换鞋进入。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小插曲令我难忘:豪克斯回家把车停在门前,就和小儿子打打闹闹,直接穿着鞋上了儿子的床!——室内室外都那么干净,鞋也是干净的。有一次我在森林散步,一脚踩进了厚厚树叶下的泥。回宿舍后,进行了我在荷兰唯一的一次擦鞋活动。

出国前,听人发表过经验之谈:“多带几件衬衣,一两天就要换,不要让别人看见你衣领脏。”其实这是瞎说。环境那样洁净,衣领也很难脏。

不仅自然环境清洁美丽,人之间也温馨和谐。在任何地方,包括办理居留手续的警察局,人们对我都以宾客相待。荷兰法律规定,外国留学生与本国学生同等待遇。所以,那些中国博士生都比我这个高级访问学者富裕。

       1991年,我53岁生日的前一天,一位荷兰同事神秘地对我说:“明天是你的生日。对吧?今天,你就不要到工作室(实验室最大的房间)去了。”同一个办公室工作的朋友Hugen则说:我陪你到超市,按照荷兰习俗,去买一些生日“派对”(Party)上的食品。他这么一说,让我多少明白了他们神神秘秘不让我进大工作室的原因:他们要悄悄为我准备一个派对,给我一个惊喜。

 

果不然,第二天,当我进入工作室时,突然响起的热烈掌声把我吓了一跳;接着是“祝你生日快乐”歌声,拉起的彩旗和鲜花出现在眼前。博士生Luuk代表实验室把精美的贺卡,荷兰和Twente大学的画册送到我手中。约20人,边吃蛋糕、点心、喝啤酒,谈笑声不断;热情、亲切、心心相印。没想到,我在这里渡过了一生中最热烈、最盛大的生日会。

记得一天早上,我刚进办公室,Hugen正在看一张明信片。见我来了,他满脸通红,连忙解释说:“实在对不起!这是我从秘书办公室帮你带过来的。……我没有看。这上面都是中文,我也不懂。我只是对这张邮票感兴趣。”原来,那是我老伴寄来的明信片。我马上笑着说:“没关系,你看吧。”

还有一次是在1990年圣诞节前夕,在大学内那小小的邮局里,我曾遇到一些学生在寄圣诞卡。尽管相当拥挤,尽管那只不过是圣诞卡,尽管那都是些小青年,却彼此回避着,不看别人的邮件。

这也是欧洲社会文明的一丝表现:未得允许,不可看别人的信、笔记等;要充分尊重别人的隐私。

 

到荷兰不久,晚饭后我常骑车在周边转转。一为休息,二为熟悉环境。有几次我迷了路,去找人问路,却发现那半开着门的住户里没有人!类似的,每当我晚上到实验室去加班,只需先到校保安室签名,拿到电子系大楼门钥匙,便可进入那十层大楼,而其中绝大多数房门都不锁!办公室内,绝大多数人(当然包括我)从也不锁抽屉。系主任Bosman的办公室很大,在我隔壁,天天敞着门。休息时,我曾进去欣赏挂在墙上的艺术品。

2005年,受豪克斯盛情邀请,在我们欧洲一月游的后阶段(726日至82日)住在他们家——在荷兰西部小城亨厄洛附近一座普通别墅。那个秀丽的居民区里,既没有“物业”,也没有“保安”和警察,见不到铁门、围墙之类的东西。垃圾分成三类,自己开车送到垃圾处理场。

我们之间直呼其名,更为亲切。豪克斯(姓)和他的夫人讷琳(Lenie名),细致地安排好我们每天的生活和各种“项目”。兹威泽(Zweitze,豪克斯的名)开车,带我们游遍了荷兰北部,恰恰是我1990~92年间没有去过的那一半荷兰。一次,我对讷琳说:“兹威泽天天开车,太累了。”讷琳亲切地说:“他喜欢驱车奔驰。”有趣的是,讷琳和钱玲语言不通,却性格相投,也成了好朋友。有时由我翻译;我不在旁边时,她俩就比比画画,居然“说”得好不热闹!……

荷兰给我留下的美好印象,一下子说不尽。

有人问:“那里,有没有什么给你留下了遗憾呢?”我稍加思索,找到了两点:红灯区和吸毒。

尤其是1991年初,朋友们带我参观红灯区,看到过一位年龄肯定超过45岁的老妓女;就像我后来在泰国看到失去了人的正常生活和寿命大大缩短的“人妖”一样,令人感到深深的悲哀。

我分别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火车站和德国汉堡公园的偏僻角落,遇见过几乎同一形象的吸毒者:有一双眼珠突出的病态大眼、瘦弱的可怜人,正在用打火机烤锡纸上的毒品,贪婪地用鼻子吸毒气;见有人过来,仓皇躲避。

文明社会和自以为高贵的人类,应当为此而羞愧。好在,荷兰议会和政府非常关注这类社会问题。200812月香港《文汇报》报道,荷兰政府已下决心对红灯区进行改造。不过,自19919月我到比利时工作后发现,欧洲当代社会可悲之处,还远不止这些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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