另一蔚为壮观的拦海大坝建在荷兰西北部，首都阿姆斯特丹以北60公里处。1927年开工，1932年完工。坝基宽220米，高10余1米，全长32.5公里。它使荷兰海岸线缩短了300公里，大大减轻了海水对内陆的侵袭，坝内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淡水湖：艾瑟尔湖（Ijsselmeer）。新的土地从排水、烧荒、开沟、挖运河到土地能正常使用，一般需10年以上的时间。顽强的荷兰人民，向大海争来1650平方公里的土地，相当于国土面积1/5的良田。若加上前几个世纪的努力，建成堤坝的总长度己达1800公里，索回土地70万公顷。

2005年7月28日，年已66岁的豪克斯愉快地开着车，我们两对老夫妻边行边观，绕着艾瑟尔湖转了一圈。当我们正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，在一条罕见的又平又直的公路行驶时，豪克斯既风趣又自豪地说：“你们不知道吧？我们现在是在海底行车！”——这地方叫Flevoland，以前是海底。到了拦海大坝中点，我们停车，在坝上留影、加餐、散步，领略它的伟大。

沿途，豪克斯不时把车停在小村镇，休息、进餐，或参观那洼地新村、奶酪的作坊、木鞋专卖店。具有保暖与抗潮湿功能的木鞋，还是很受欢迎的纪念品，也是荷兰人引以自豪的民间工艺，其知名度不小于世界顶尖级画家、荷兰骄子凡高的画。

我们访问了一个在景区展览石头的小村庄。钱玲笑了：石头，有什么稀罕？——是的，1991年我就已察觉到，在这个洼地之国很难见到石头。但是，要在几十公里的海面上筑起拦海大坝，石头是不可缺的。为此，荷政府曾动员了500余艘船只，不惜耗巨资从法国和葡萄牙等国进口石头。

（六）深深怀念，也有遗憾

有朋友问：对荷兰，你最怀念什么？我深深怀念荷兰的环境，自然的和人文的环境。

自1990年踏入这片土地开始，我便被她的清香、多彩和优雅所吸引。由于大西洋西风和墨西哥暖流的关照，全年阴雨天气居多。有不少荷兰人对此颇为抱怨，说这种天气“不好玩”。但是，温和多雨的天气，对植物生长十分有利，加上长时期的培育和呵护，树林、草地长得格外茂密；与之相依的奶牛、野鹅、野鸭和鸟都过着让人也羡慕的惬意生活。我从宿舍窗往外，常见有野鸭噗噗飞起，从一处水沟到另一小河。

我真服了：绿色植被是如此严实地将大地覆盖，尽管我注意观察，竟久久没有机会瞧瞧荷兰地下的土是啥样的！直到3个月后，才在一块坡地边的大树根旁边首次发现了暴露的土壤：细沙土。

也许你有点奇怪：我还怀念一种鸟，它能不断改变自己那美妙的鸣声。我在荷兰、比利时多次遇到它，并想确定它到底有多少种鸣声。我的方法是：默默记住它的一种鸣声模式，与后面的鸣声逐一比较。难以置信的是，每次持续了20~30分钟，也没有发现重复。1992年5月16日，在巴黎迪斯尼乐园的鸟馆里，我最后一次听到这优美的鸣唱，但那是录音。回国后，我向老伴描述了它的外形，她说那是画眉。但是，我们在青岛养鸟人那里听到的画眉鸣声至多有3~4种模式。为什么？北宋时大文学家欧阳修的一首《画眉诗》给出了答案：

百啭千声随意移，

山花红紫树高低。

始知锁向金笼听，

不及林间自在啼。

这首诗形象地描绘了画眉“百啭（鸣）千声随意移”的本领；而锁在笼中的画眉的歌唱能力，显然“不及林间自在啼”的画眉。

       1991年，我先后拜访过豪克斯、实验室秘书和许多博士生的家，没有谁的家需要换鞋进入。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小插曲令我难忘：豪克斯回家把车停在门前，就和小儿子打打闹闹，直接穿着鞋上了儿子的床！——室内室外都那么干净，鞋也是干净的。有一次我在森林散步，一脚踩进了厚厚树叶下的泥。回宿舍后，进行了我在荷兰唯一的一次擦鞋活动。

出国前，听人发表过经验之谈：“多带几件衬衣，一两天就要换，不要让别人看见你衣领脏。”其实这是瞎说。环境那样洁净，衣领也很难脏。

不仅自然环境清洁美丽，人之间也温馨和谐。在任何地方，包括办理居留手续的警察局，人们对我都以宾客相待。荷兰法律规定，外国留学生与本国学生同等待遇。所以，那些中国博士生都比我这个高级访问学者富裕。

       1991年，我53岁生日的前一天，一位荷兰同事神秘地对我说：“明天是你的生日。对吧？今天，你就不要到工作室（实验室最大的房间）去了。”同一个办公室工作的朋友Hugen则说：我陪你到超市，按照荷兰习俗，去买一些生日“派对”（Party）上的食品。他这么一说，让我多少明白了他们神神秘秘不让我进大工作室的原因：他们要悄悄为我准备一个派对，给我一个惊喜。

果不然，第二天，当我进入工作室时，突然响起的热烈掌声把我吓了一跳；接着是“祝你生日快乐”歌声，拉起的彩旗和鲜花出现在眼前。博士生Luuk代表实验室把精美的贺卡，荷兰和Twente大学的画册送到我手中。约20人，边吃蛋糕、点心、喝啤酒，谈笑声不断；热情、亲切、心心相印。没想到，我在这里渡过了一生中最热烈、最盛大的生日会。

记得一天早上，我刚进办公室，Hugen正在看一张明信片。见我来了，他满脸通红，连忙解释说：“实在对不起！这是我从秘书办公室帮你带过来的。……我没有看。这上面都是中文，我也不懂。我只是对这张邮票感兴趣。”原来，那是我老伴寄来的明信片。我马上笑着说：“没关系，你看吧。”

还有一次是在1990年圣诞节前夕，在大学内那小小的邮局里，我曾遇到一些学生在寄圣诞卡。尽管相当拥挤，尽管那只不过是圣诞卡，尽管那都是些小青年，却彼此回避着，不看别人的邮件。

这也是欧洲社会文明的一丝表现：未得允许，不可看别人的信、笔记等；要充分尊重别人的隐私。

到荷兰不久，晚饭后我常骑车在周边转转。一为休息，二为熟悉环境。有几次我迷了路，去找人问路，却发现那半开着门的住户里没有人！类似的，每当我晚上到实验室去加班，只需先到校保安室签名，拿到电子系大楼门钥匙，便可进入那十层大楼，而其中绝大多数房门都不锁！办公室内，绝大多数人（当然包括我）从也不锁抽屉。系主任Bosman的办公室很大，在我隔壁，天天敞着门。休息时，我曾进去欣赏挂在墙上的艺术品。

2005年，受豪克斯盛情邀请，在我们欧洲一月游的后阶段（7月26日至8月2日）住在他们家——在荷兰西部小城亨厄洛附近一座普通别墅。那个秀丽的居民区里，既没有“物业”，也没有“保安”和警察，见不到铁门、围墙之类的东西。垃圾分成三类，自己开车送到垃圾处理场。

我们之间直呼其名，更为亲切。豪克斯（姓）和他的夫人讷琳（Lenie，名），细致地安排好我们每天的生活和各种“项目”。兹威泽（Zweitze，豪克斯的名）开车，带我们游遍了荷兰北部，恰恰是我1990~92年间没有去过的那一半荷兰。一次，我对讷琳说：“兹威泽天天开车，太累了。”讷琳亲切地说：“他喜欢驱车奔驰。”有趣的是，讷琳和钱玲语言不通，却性格相投，也成了好朋友。有时由我翻译；我不在旁边时，她俩就比比画画，居然“说”得好不热闹！……